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人口流动的加速、消费需求的改变等诸多因素的渗透，中国农业正在发生着多方位、多层面的结构性变化，分化、裂变、聚合和重构，带来的震荡效应，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农业大系统。高度关注这一现象，对于把握农业走势，应时调整策略，意义重大。

一、表现

1.耕地农业进，草地农业退。长期以来，在以粮为纲的观念影响下，耕地农业大行其道。农业生产倚重于粮食生产，谷物是食物的主体，我国谷物占食物消费的比例过半，而美国为28%，澳大利亚为27%。同时，肉类食物以耗粮型猪肉为主，草食型牛、羊肉等为辅，我国牛、羊肉与猪肉产量之比约1:5，而美国两者之比约6∶5。特殊的经济结构与消费习惯，使我国形成了深厚的“粮猪农业”。粮猪农业造成养猪过多，饲料用粮耗去大量粮食，猪食挤占了人食，谷物生产自然不堪重负。粮猪农业同时割断了草与畜的天然联系，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90%以上的畜产品由草转化而来，我国只有6%-8%，这种以粮食或合成饲料为主的饲养模式，家畜疾病多，饲养成本高，产品质量低，这样的生产系统，还要追求高品质、高回报，难免会产生类似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那样疯狂的行为。

与此相反，草地农业一直在衰退。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草地资源国家，拥有天然草地4亿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建国以来，我国草地面积不断减少、质量不断下降，普遍超载过牧，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问题严重。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退化草地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1/3，90年代中期，北方12个省区有一半的草地面积退化，90年代末，西部和青藏高原传统畜牧区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目前草地退化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草地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饿怕了的“粮食情结”打乱了“草”与“耕”两大农业系统。

2.畜禽饲料进，人类口粮退。近年来，我国饲料粮消费一直呈较快增长趋势，消耗饲料粮较多的，主要是生猪、家禽养殖，还有水产品和一些草食牲畜养殖。据测算，1978－2010年，我国饲料粮消费年均增速5.8%。近几年速度加快，每年饲料粮消费高达3亿多吨。从消费品种来看，玉米约占饲料粮消费总量的60%；豆粕消费量占17.7%；稻谷约占8.6%；小麦约占7.4%；薯类和其它杂粮占6.1%。从所占比例来看，2010年作为饲料粮的玉米、大豆、稻谷、小麦、薯类分别占当年各自产量的69.1%、238.4%、9.6%、13%和29.2%。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改善，对肉蛋奶等动物性产品需求将保持持续增长，饲料粮需求还会保持旺盛的趋势。不适当的养殖方式也人为地增加了饲料粮需求，我国一些地区普遍把奶牛当猪养，不以饲草和农作物秸秆为主食，大量依靠精饲料维持产奶水平，有的对精饲料的依赖高达80%以上，养殖成本降不下来，奶牛发病率畸高。专家认为，如将目前精粗饲料比6∶4调整到3∶7，奶牛的生命周期和生育能力都会大大提高。优质粗饲料缺乏是制约奶牛养殖的瓶颈问题。饲料粮快速增长已成为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994年，我国口粮需求达历史最高点，为28064万吨，2010年，口粮需求已降为20697万吨，年均递减2.6%。大自然安排的“生态食物链”正在被人为打破，食草动物与人争粮的现象愈演愈烈。

3.副食需求进，主粮需求退。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消费结构也不断升级。口粮需求逐步下降，更多追求粮食的营养化、健康化、多样化。肉蛋奶、瓜果菜等副食品消费逐步增长，形成对口粮的替代。有关调查显示，粮、菜、肉的消费比例已由过去的8∶1∶1到现在的4∶3∶3。就肉蛋奶来说，2002-2012年，我国肉蛋奶水产总产从1.4亿吨增长到2.1亿吨，增长48.6%，年均增速4%，其中肉类总产量8221万吨，增长32%，禽蛋2861万吨，增长16%，牛奶3744万吨，增长188%，水产品5906万吨，增长49%。从肉蛋奶水产的产量构成来看，肉类从总产量的45%下降到40%，禽蛋从总产量的18%下降到14%，牛奶从总产量的9%增长到18%，水产品保持在28%无变化。2013年，我国人均肉类消费61.5公斤，奶制品27公斤，水产品26公斤以上。传统意义上的主副食物概念，正在向着“反客为主、主副颠倒”的趋势发展。

4.消费群体进，生产群体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有城镇常住人口7.49亿，农村常住人口6.3亿，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打破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人口结构。目前全国有2.6亿农民进城打工，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60%，每年要转移1000多万农村人口。

农民进城后，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 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口粮消费量减少，但肉、蛋、奶和水产品消费较大幅度增加。农民在农村要吃，进城也需要吃，但是吃法不一样。如果在家里，村边地头、房前屋后都可以种菜养鸡，基本上把吃的问题解决了，进了城就没有这些了，必须全都买。在买的过程中，消费结构是向城市看齐的。在口粮消费上，城镇居民比农民要低，农民人均消费成品粮约120公斤，城镇居民约80公斤，但是其他农产品，城市居民都明显高于农民。新鲜蔬菜高出28％，食用植物油高出24％，肉类包括猪、牛、羊肉三大肉类合在一起大概城市居民比农民高出56％，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产品要高出两倍以上。这些都需要粮食生产和转化，间接增加了粮食消费量。城镇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粮食消费需求增加100亿斤以上，耕地减少650万亩左右。种粮的变成吃粮的，吃粮的变成吃肉的，更加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影响

1.生态环境的破坏。耕地农业的大行其道，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一些地方长期不合理开发利用草原，导致草原不断退化，沙尘暴、荒漠化、水土流失等日益加剧。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累计开垦草原约2000万公顷，其中近50%已撂荒成为裸地或沙地。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5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2%。每年土壤侵蚀总量约45.2亿吨，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主要是长江、黄河流域，平均每平方公里达3400多吨，黄土高原是中国土壤侵蚀最厉害的地区，已超过3万吨。长江黄河源头地区土地荒漠化速率加快，已成为源区突出的生态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土地沙化、盐碱化和次生裸土化。源区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1.9万平方公里，正以每年13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气候的变化使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大。近年来，中国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明显减少，其中，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区最为显著，水资源总量减少12％，其中海河区地表水资源量减少41％、水资源总量减少25％。虽然南方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河川径流量和水资源总量近年来有所增加，但由于降雨规律的反常变化，加之高温，近年也出现了区域性缺水的现象。

2.农业结构性失衡。我国饲料粮消费已达3亿多吨，6亿吨粮食总产的大半被动物吃掉，且每年还以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饲料粮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传统农业模式形成了重大挑战。单靠传统的粮食增产来满足饲料用粮的刚性增长需求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节约饲料用粮，大力开发非粮饲料，即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中的作物秸秆等农业副产品和牧草资源来减轻家畜养殖对饲料粮的需求压力，对于草食家畜来说需要的绝大部分是植物营养体而不是籽粒，发展非粮饲料即可满足草食家畜的发展需求，如果能实现这一食物消费结构转型，而节约出大量非口粮消费量，这将是对我国粮食供需平衡做出的重大贡献。

优质牧草的缺乏是制约奶牛养殖的重要瓶颈，草不如粮的传统观念严重阻碍牧草的推广种植。如苜蓿，其干物质粗蛋白含量在18%以上，在我国长江以北的地区苜蓿都能正常生长，大部分地区一年能割3-4茬，产草量高，饲草品质极佳，一亩地可以收获干草500公斤左右，获得粗蛋白约120公斤，同等肥力的耕地种植小麦、玉米两茬亩产粮食800公斤左右，亩产粗蛋白68公斤，苜蓿单位面积粗蛋白产量是粮食作物的2倍多，生产同等数量的饲料粗蛋白，种苜蓿比种粮食作物节省一半耕地。要扩大奶业和牛羊肉规模，保持可持续发展，确立饲草的基础地位和中心地位是关键。

3.农产品供给不能适应社会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口粮与畜产品的消费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口粮在食物中的比重不断下滑，而动物性食品一路飙升。如果把人的口粮和家畜的饲料统一折合，称为“食物当量”，中长期内中国人口粮需求约为2亿吨“食物当量”，家畜饲料需求为5亿吨“食物当量”，两者共需约7亿吨“食物当量”，饲料是口粮的2.5倍，这是传统的“耕地农业”无法承受的。未来15年，我国动物产品的人均消费仍将保持较快增长，还将进入一段相当长的缓慢增长时期。

预计2015年，全国牛肉消费需求总量将由2010年的653万吨增长为721万吨，增加68万吨；羊肉由2010年的403万吨增长为450万吨，增加47万吨。按照2020年全国14.5亿人口测算，牛肉消费需求总量由2015年的721万吨增为796万吨，增加75万吨；羊肉消费需求总量由2015年的450万吨增为502万吨，增加52万吨。2010年我国原奶供给总量3748万吨，需求总量3920.2万吨，供需缺口为172.2万吨；2012年，我国原奶供需缺口达到了359.6万吨。2013年，我国原奶供需缺口突破400万吨，达到402万吨。这些仅是理论推算数字，实际上，广大农村需求量潜力巨大，喝牛奶、羊奶仍是农村的奢侈品。印度比我们穷，但牛奶产量高达近6000万吨。由于奶牛存栏数量增长缓慢，奶源供给有限，供需缺口加大，刺激奶价上涨。近两年的奶粉抢购风，正是农产品供给不足的表现。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13年我国牛肉进口总量达29.7万吨（不包含近70万吨的走私牛肉），是2012年的近4倍。预计到2018年，对进口的依赖将高达25%。”

4.农业后备军不足。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力进城，使得农业后继乏人，留在农村的大都是“386199部队”，“谁来种地”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据调查，农村实用人才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1%，其中中专以上学历仅占3.9%；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年龄严重老化，5省10县调查，中老年种地占93.2%，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创业型人才严重缺乏。农业科研人才总量不足，尤其是领军人才缺乏、中青年后备力量不足、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突出；农业科研和人才投入不足GDP的0.8%，远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比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发展中国家1%的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普遍缺乏推广服务经费、缺少条件手段，社会地位不高、待遇偏低，培训机会少、知识更新跟不上。

三、对策

1.改变以粮为纲的一元化思维。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是粮食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随着科技的发达，今天粮食只是整个食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一直把谷物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而对非谷物食物资源和动物食物资源未予以充分重视。要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树立食物安全的理念，肉蛋奶、瓜果菜、鱼虾蟹都要同时发展。解决食物安全的关键一条，就是要彻底打破“粮食情结”，将牧草或其他饲料作物的生产、利用纳入农业生产体系，通过粮、草、畜有机结合，瓜果菜的合理搭配，建立起“土地－植物产品－动物产品”符合生态规律的生产链条，最大限度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植物产品和动物产品。

2.强化草地农业。草地农业就是把牧草（含饲用作物）和草食家畜引入农业系统，把耕地和非耕地的农业用地统一规划，把牧草作为基质，除了天然草地以外，在耕地上实施草粮结合、草林结合，草菜结合、草棉结合等，通过草田轮作、间作、套种等技术，充分发挥各类农用土地的生产潜力，其核心是以草促农、寓粮于草。发展草地农业好处是多方面的。可利用农用土地将比现有耕地增加5倍；可保持水土，培肥地力，维护生态安全；可产出比传统农作物营养物质含量高出十几倍的牧草；充分发挥气候（水热）资源潜力，尤其节约水资源；多年生牧草一次播种，多年收获，节约劳力、种子、化肥、农药、机具、动力等，一般提高农民收益2至3倍。它可在满足社会基本农产品需求（例如粮食）的同时，生产足够的饲料，创造较高产值，我国有近60亿亩草原，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二，但生产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左右，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另外，我国南方地区约有10亿亩草山草坡，经过改良而建成人工草地后，其生产能力可提高 10多倍。

3.大力发展养殖业。一方面，要加快规模养殖，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发展一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对新建的规模养殖小区实行奖励扶持政策，同时加大养殖业招商的力度，引进规模大、实力强、科技水平高的龙头企业来建设大型养殖场或养殖小区。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农民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传统养殖习惯和代代相传的养殖技术，应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鼓励、支持帮助农户发展自给自足的家庭养殖。要向社会广泛宣传，在质量安全上，自己种养的最保险，不会有添加三聚氰胺那样的担心。当今发达国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费农产品看是不是自己种养的。我国人多地少，农户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家庭养殖。中国二亿多小农户如能大部分解决肉蛋奶需求的自给自足，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这是中国农业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今天引导这种生活方式的回归，于国于民，意义重大。人吃植物的种子，动物吃植物的根茎叶，动物粪便作为植物的肥料，这是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循环链条。今天人为地打破了这一自然生态规律，让动物与人争粮，动物的粪便也不还田，农业生产大量地使用化肥农药，自然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大量的秸秆没被利用，农民为争种植茬口付之一炬。基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防止秸秆禁烧，干群矛盾空前激化。“人畜争粮”是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农业理应回归自然分工的状态，逐步提高草食家畜占肉类的比重，走循环经济之路。

4.着力培育农村人才队伍。一是改“精英教育模式”为“生存教育模式”。针对产粮大区、贫困地区现状，克服千军万马都挤一条独木桥的现象，让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门适合在本乡本土生存与发展的技能，使农村人才长得出、留得出、用得上。二是借鉴日本农业接班人计划的成功经验。由政府招募愿意回乡当一辈子职业化农民的大学生，经过农业院校再培养和当地农业部门的选择认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政策，让一批掌握现代科技、现代管理和现代经营的新型职业化农民成为引领未来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由国家财政出资支持各省农业院校选择部分专业，免费开门办学，提供长、中、短的技能培训服务，农民可自由听课。切实抓好农村带头人示范培训。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制度，探索包括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后续管理、配套政策、信息化统计服务在内的认定体系。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的扶持政策体系。五是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培养农业科研青年拔尖人才，鼓励种子等涉农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多元化科技创新主体，鼓励引导农业科研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研究，解决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刘奇：博士生导师，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