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国农业科技领域的一次重大管理创新，也是我国农业科研机制改革的一次成功探索。在发力供给侧改革的今天，早在8年前，农业部、财政部先行一步，围绕产业需求配置科技资源，建立起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自2007年底启动建设至今，50个产业技术体系凝聚了包括25名院士在内的全国2237位专家，形成了科技创新整体合力，实现了全国农业科技“一盘棋”；按照农产品从生产到餐桌的关键环节，“环环相扣”布局创新链，串起了农业产业科研“一条线”；给予长期稳定经费支持，保证了科技人员安心科研，凝结了科研人员“一条心”。

8年来，产业技术体系共研发提供900多个新品种、350多项新技术新工艺、110多个新产品新装备，节约成本1384亿元，减少损失2021亿元。仅“十二五”期间，由体系参与研发和推广的品种占农业部主推品种近一半，获得国家三大科技奖占所涉领域67%。国家林业局、水利部、卫生部、住建部等部委科技管理部门相继学习借鉴，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将其称为“中国的体系模式”。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体系推动了科研，促进了推广，团结稳定并凝聚了科技人员，意义很大。体系的建设和作用作为创新驱动农业发展的途径和载体，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探访了遍布大江南北的产业技术体系，看基地、访专家、问

农户，真切感受体系发挥的科技支撑力量，见证它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科研管理方式“大变身”

——从短期项目管理到长期稳定支持，从“条块化”研究到围绕“产业链”攻关，从侧重大宗农产品到发挥小作物传统优势，科技支撑产业发展框架基本形成，农业科研更加符合产业规律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一直存在着条块分割、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协作不力等问题，尤其是科技与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机制，一方面导致许多科研成果束之高阁，没有得到有效转化；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制约了产业发展和创新活力。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认为，现代农业要快速发展，必须要打通科技与产业之间的通道，必须要依靠科技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促进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与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交汇，为我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在此背景下，产业技术体系应运而生。2007-2008年，50个产业技术体系相继成立，共涉及112个主要农产品。甫一成立，体系的任务就十分明确：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集聚优质资源，进行共性技术和关

键技术研究、集成、试验和示范，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技术用户提供服务，为农民提供技术示范。

“50个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是一次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和突破。”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表示，体系成功地探索出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围绕产业开展全国性大联合大协作的运行模式，不仅盘活了农业科技资源，也让农业科研更加符合规律。

与其他产业科研相比，农业科研周期长、见效慢，“短平快”式的农业科研管理方式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告诉记者，水稻的新品种研发周期一般为8-10年，从新品种研发到最终的品种推广，并产生经济效益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短期研究很难出成果。

因此，足额、稳定的财政支持成为体系的一大亮点。据介绍，中央财政每年为每个首席科学家投入30万元管理经费，为每个科学家岗位投入70万元基本研发费，为每个综合试验站投入50万元研发和试验示范经费。8年来实践证明，这个经费额度基本可以保证专家在不申请其他项目的情况下能够安心科研。

“稳事业”带来了“稳人心”。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金霞说：“体系不仅保证科学家按照产业和科研规律去做事，而且能够持续地、系统地、稳定地做事，这样有利于重大科研成果的出现。”

8年来实践证明，这个经费额度基本可以保证专家在不申请其他项目的情况下能够安心科研。有了稳定支持，科研力量如何分配？围绕农业产业链，体系部署了“环环相扣”的科技创新应用链条，分为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控、栽培、机械化与设施设备、产后处理与加工、产业经济6个学科领域，每个领域设置若干科学家岗位，并在主产区设立若干综合试验站，辐射带动示范县，由此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技术团队。

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祁春节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原来的科研项目，好比是‘建桥墩’，解决的只是产业链上某个环节的问题；而体系就好比是‘铺桥面’，将分散的桥墩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可以让产业发展起来、将科研成果集成起来的大路。”

体系不仅保证了每个产业的每个环节、每个区域都有相应的科技力量分布，也使得围绕同一目标开展分工协作成为可能，消除了技术支撑方面的“空白”和“短板”。同时，综合试验站的建立也确保体系成果能够快速、大面积地“落地生根”。

近两年，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要求下，传统小产业焕发活力，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途径，而这也得益于体系的学科布局。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京，从事大麦育种研究已有30多年。他向记者坦言，体系成立之前，全国研究大麦青稞的一共才30多人，人均科研经费不足2万元，而现在，整个产业每年有20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从事大麦青稞研究的专家也增加到了200多人，“正是体系的建立，挽救了一个个像我们这样的传统小产业。”

纵观50个体系，既有水稻、玉米、生猪等大宗农产品，也有食用豆、荔枝、水禽等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的特色农产品；既有谷子、茶叶、蚕桑等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也有木薯、啤酒大麦、酿酒葡萄等新兴加工原料产业。可以说，体系优化了产业科研结构，填补了我国传统优势农产品、区域特色农产品和新兴加工原料农产品的科研空白，促进了各产业均衡和谐发展。

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科技服务产业，创新创造需求；为产业链上的农民、企业等用户提供完备的技术支撑，也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预警监测，实现了科学研究、试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

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动力中，有近80%源于市场或生产上的需求。这也印证了科研的初衷和目的。

“体系不是实验室里的单纯科研，也不是单纯的基层服务，而是两者的结合。既要‘下得去’，到一线开展调研；也要‘上得来’，凝练研究课题和方向；还要‘坐得住’，找到可推广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与一般的课题项目完全不同。”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刘艳说道。

在湖北宜昌，张俊仁和他的晓曦红柑橘专业合作社是体系的直接受益者。8年前，他和村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村里种出来的柑橘还能出口到俄罗斯。如今，合作社打造的“晓曦红”柑橘驰名全国，10万亩橘园年产柑橘8万吨，产值2.3亿元，出口创汇1800多万元。即便在今春一些产区遭遇柑橘卖难时，“晓曦红”依然畅销全国。“如果没有柑橘体系专家长达8年的技术指导，就没有晓曦红柑橘的今天。”张俊仁感慨。

像张俊仁这样得到体系帮助，从而走上致富道路的农民、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计其数。而对于企业来说，体系的帮助直接提升了其产品竞争力。

“没有体系，企业发展不起来。”湖北金龙畜禽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有名的种猪企业，董事长雷贤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1年，企业的母猪产仔每窝平均10头，通过体系专家品种改良，2015年，母猪繁育能力提高到了12.3头。而这一技术创新，每年可以帮助企业提升10%的利润额。

在产业技术体系中，设置在各个主产区的综合试验站十分重要。它承担着技术示范与应用推广的任务，既要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推广下去，还要将一线发现的问题反馈上来，它们是连接整个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以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为例，该站每年服务企业12-15家，站长杨新笋告诉记者，试验站根据不同企业对不同品种的需要，为企业组织新品种筛选，建立了120多万亩基地，带动企业效益逐年增长。

企业是技术用户，也是创新主体，把综合试验站设在企业，也是体系贴近产业的创新举措。北京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皓，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蛋鸡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试验站设有蛋鸡研究院，集结了630多项科技成果，不仅满足企业需求，也承担着带动农户的任务。“我们通过与企业合作，一方面可以促进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也能逐渐培养和带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国家蛋鸡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宁说道。

科技服务产业，创新创造需求。水稻体系突破“粳稻南移”关键技术，扩大优质粳稻、特用香稻种植面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适口大米；柑橘体系将鲜食柑橘上市期由2个月拉长到9个月，一举将美国“新奇士”挡在了国门之外，极大扩展了国内市场需求；水禽体系创制出6个适合做烤鸭的北京鸭品种，拓展了我国肉鸭产业消费模式……

此外，体系在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预警监测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实施多年的“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正是在体系专家推动下实现的。2010年，奶牛体系和牧草体系等专家组织起草了“关于大力推进苜蓿产业发展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批示。2012-2015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补贴资金21亿元扶持苜蓿型奶业的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尽管有对水稻、大豆、油菜、棉花、生猪等大宗农产品的监测，但是缺乏长期性和固定性监测，对小宗农产品的数据支撑尤其匮乏。正是针对产业监测不足的问题，体系的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对112个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走势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进行中长期供求分析和发展趋势研判，有力增强了农业生产的预见性。

激发科研人员“新活力”

——同行不再是“冤家”，评价不再“唯论文”，末位淘汰确保有进有出，科研人员实现了想做的、能做的和产业需要做的“三统一”，培养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高考改变了我的前半生，产业技术体系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天富向记者感慨，“加入产业技术体系，我们的科研生涯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打破部门、区域和学科界限，凝聚了来自757个农业科研、教学和企事业单位的农业科研人员，大家各司其责、分工协作，真正聚焦产业问题。

“过去‘同行是冤家’，科技人员之间是竞争关系，很少合作。现在，有了体系，我们既有学科内的合作，还有学科间的合作，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行业的农业科技人才聚集在一起，形成创新合力。”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一语道出变化。

体系也使得地方科研院所在更大平台发挥作用。大宗蔬菜体系岗位科学家、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张凤兰是我国娃娃菜育种的知名专家，她告诉记者：“我们地方农科院过去是以服务地方产业为主，加入体系后，有机会了解全国的产业情况，为整个产业提供大服务。”

对科研人员来说，感受最大的是评价体系的变化。“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改变了科研一味追求论文、专利的状况，让科研更加符合实际，也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酒研究中心主任段长青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葡萄科研，他告诉记者，“体系全新的考评方式帮我们实现了专家想做的、能做的和产业要我们做的三统一，少了要项目、发论文的压力，能聚焦产业潜心搞研究。”

在考核方式上，体系还引入专家测评和用户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一年一次的总结，两年一度的考核，末位淘汰制度，让每一个科学家们都有危机感。邵华斌是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也是湖北省农科院副院长，他笑称：“能加入体系的都是我们产业内的佼佼者，如果我不努力做出成绩，万一被淘汰了，我在农科院还怎么管理别人啊！”

采访中，许多专家告诉记者，体系带给了他们全新的事业体验和人生感悟。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家王源超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对植物病害有深入研究，几乎每年都能争取到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把技术推广给农民。现在，他作为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主任，深入到各个产区帮助农民、服务产业，他认为“工作很有价值，人生很有意义”。

从关注论文到关注生产，从跑要项目到安心科研，体系新风激荡人心，科研人员奋发思进，一批批科研人员已经树立起以解决中国农业生产现实问题为己任的务实作风。

改革创新催生“体系经验”

——体系在不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通过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成功地探索出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围绕产业开展全国性大联合大协作的运行模式，受到科技界、产业界和基层推广人员的广泛称赞，为创新科研管理方式树立了新样板

经验一：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改革创新就是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产业技术体系瞄准科研管理“痛点”做文章，在不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把原本隶属于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不同区域、不同学科的专家凝聚到一起，以产业为主线，以任务为纽带，通过财政稳定支持，抓重大、抓基本，集中力量办大事。

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搭建起新型农业科技联合协作的大平台，有效解决了中央地方分割、部门分割、重复低效等问题，形成了科技与生产紧密衔接、优异科技资源与优势产区紧密对接、中央与地方科研力量上下贯通、不同区域和不同学科专家联合协作的新格局，从制度上解决了产学研相互分离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

经验二：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科技创新的目的是成为产业的活动。要从根本上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难题，必须要建立科技与产业的有效连接机制。体系作为以50个农产品的产业链为研究对象的科研组织，早在8年前就按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的思路进行实践探索，建立起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的全产业链的技术研发体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科研项目组织的新方式、新路子。

体系以促进科技与产业结合为首要出发点，将研究的内容定位在技术用户的需求上，将研究的成果定位在快速转化应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上，促进了一项项重大科研成果出现，解决了一个个产业中的关键问题，推动了农业产业的提档升级，

经验三：出成果和出人才并举。

体系坚持人才为本，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注重增强他们的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实现了出成果与出人才并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体系建设8年来，近万名团队成员中，多人成长为院士、教授、推广研究员、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等，同时也建立起结构合理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梯队，形成了领军人才、骨干人才、转化人才、后备人才等人才支撑体系。

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体系以其特有的组织方式和团队文化，最大程度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科研人才，作为国家培育“大成果、大专家”的孵化器，体系必将推动“顶天立地”成果频出，科技创新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