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政策性农业担保是财政撬动金融支农的一项政策创新，是解决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有效途径。去年以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基本框架搭建完成：国家农担联盟公司成立，33个省市农担公司组建完成。这是从国家层面推动政策性农业担保发展的重大举措。作为国内成立最早的省市级政策性农担公司，北京农担的模式发展得较为成熟，值得借鉴。

本报记者毛晓雅

从一名普通的蘑菇种植户，到一家国家级示范合作社理事长，今年，北京市怀柔区桃山村的宋丽新又多了一重身份：月亮湖休闲农庄的庄主。“这些年来，合作社的每一步转型发展都离不开资金支持，单靠我个人申请贷款很难成功，即便申下来，额度有限也不解渴。”7月25日，记者在桃山村采访宋丽新时，她道出了解决资金瓶颈的关键一环——政策性农业担保，“有了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做担保，合作社顺利从银行贷到了款，先后四次共计600余万元。

在北京，已经有8000多个像宋丽新一样的农户、合作社和农企通过政策性农业担保顺利获得社会融资。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在农业担保的有力支撑下得以破解。

作为全国首家省市级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北京农担为农服务的模式已经走过八年的历程，发展得较为成熟。这种模式是如何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支持三农的？在运作过程中是如何实现政策性与市场化的平衡？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姓农为农服务农业的金融有乡土味、接地气

农业融资难，难在农业本身受自然等不可抗力影响大而带来的高风险，难在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信用、缺信息，缺风险补偿，面对他们的融资需求，银行往往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将大部分新型主体拒之门外。“要根据农民群体和农业自身的特点，对准农民的需求，根据不同种植养殖对象，不同经营规模的主体，设置有针对性的担保产品，这样‘高大上’的金融在服务农业的过程中才能接地气，真正帮农民解决融资难题。”北京农担公司总经理李勇说。

帮宋丽新办理担保融资的项目负责人陈惜玥对此深有感触。“最初到合作社考察时，根本没有规范的账目和流水，这也是为合作社和农户办理担保普遍面临的情况，”陈惜玥说，“我们一般采取更灵活的评审标准，比如让他提供一个月卖蘑菇的单据，再根据蘑菇大棚的规模、设施设备进行综合考察。如果是市级、省级、国家级示范社，还会有不同的信用担保额度。”

这些年来，宋丽新的合作社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财务运营按照金融机构的要求不断调整，也逐步规范起来，宋丽新贷款融资的信心也更足了，生态庄园刚刚起步，今年还要追加五六百万投资，她打算继续通过北京农担申请贷款。北京农担针对宋丽新桃山月亮湖合作社这样的国家级合作社示范社推出的“农业合作社信用星”，单是纯信用贷款担保额度最高就能到100万元。

此外，北京农担还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的农业担保产品，如农业龙头企业信用保，给予国家级、市级龙头企业200到300万元的信用贷款补充日常流动资金；微农个贷保是针对单笔贷款规模30万以下的农户，与合作银行开展的见贷即保产品，特点是见贷即保、审批效率高；禽贷保是与北京市养鸡协会合作，为肉鸡养殖户提供的担保支持，流程简便快捷、提供资料简单……

“姓农为农是政策性农业担保始终坚持的方向，要创设出能服首都农业农村水土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做到农民需要什么就设计什么样的产品，服务要快，手续要简，费用要低，让农民看得懂，用得起。”李勇说。自2009年成立以来，北京农担的农业担保资金由5亿元逐步增资至10.1亿元，期间累计引导社会资本177亿元支持三农融资需求，有力发挥了财政资金撬动金融支农的杠杆作用。

风险防控坚持市场化运作和运用反担保举措

如何将政策性资金运用得好，并且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下去的模式？“需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北京农担公司评审二部的经理孙程遥认为，“市场化运作，就是要用专业的团队建立起一整套专业的担保风险防控体系，运用多样化的反担保措施将风险降到最低。简单来说，就是为真正有发展潜力、有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的新型经营主体提供资金帮助，助力他们发展得更强，尽量规避代偿的情况发生。”

不动产抵押是最常见的一种反担保措施。陈惜玥告诉记者，同一套房产，银行可能给到60%贷款额度，而担保公司可以给到100%的担保额度。宋丽新在申请担保过程中就是以一套房产进行抵押的。在寻求抵押物时，虽说北京农担已经给出较为宽限的条件，宋丽新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家里的宅基地、承包地都不能做抵押物，由于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与现在的合同范本不一致，导致流转的土地及建造的大棚也难以作为抵押物，最后是用合作社另一位股东的商品房进行的抵押。”

“随着农村两权抵押的破冰，担保抵押物解决途径会更顺畅。”孙程遥说，“我们给农民和企业的反担保措施很多样，可以是动产、不动产，或者无形资产也可以作为抵押物。在给德青源提供担保时，采用的就是商标权质押。此外，应收账款质押、财务监控、个人连带责任保证等也是认可的反担保方式。”

每个担保产品在设计过程中，都充分考虑了种养对象的特点、规模及收益情况，对其担保额度也是由此决定的，因此能将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公司还有专门的风险防控部门进行审查。一旦发生代偿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处置抵押物等手段进行追偿，减少损失。

孙程遥介绍说，当年担保代偿率在3%以内代偿资金可申请市财政资金补偿，3%-5%的部分启动公司的担保风险准备金。这样既能为公司分担风险，又能激励公司最大限度防控风险。今年上半年，北京农担公司当期的担保代偿率为3.26%。

走得长远找到政策与市场之间的平衡

“目前公司的担保费用在2%左右，这在同行业内是比较低的保费标准。”李勇说，“如果按照纯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一个项目的风险需要用五十个项目的收入去背，对于农业担保公司来说是难以持续的。所以必须走‘政策性投入，市场化运作’的准公共产品模式。”

对于大多数获得担保融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还可以获得担保费用或利息补贴，降低融资成本。宋丽新告诉记者，她申请的贷款缴纳了2%的担保费用和6%左右的利息，因为有优惠政策，又获得了一半的利息补贴，算下来省了不少钱。农业担保不仅能解决融资难，增加农民贷款的可获得性，还能解决融资贵的问题，降低融资成本。这是农业担保的政策性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农业担保的政策性还能有力助推农业结构调整，根据首都农业的定位和需求，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实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经营主体及农业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担保扶持，推动首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勇说，“因此，农业担保必须要坚持政策性，同时通过专业的风险防控和市场运作，高效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才能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