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发展之初,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重视党校教育?回顾百年党史,不难看出,这是因为建党之初党员构成及形势任务的历史必然,更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客观要求。
党员构成及宣传教育的历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之相应的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教育,不可能为中国革命、为党的事业准备干部和培养干部;党成立之初的成员来源,主要是贫困农民、产业工人,要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开展革命斗争,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革命的理论武装;党的初创阶段,各地党组织十分重视发展党员,但也出现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倾向,党内不时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不及时解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对党员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工会组织、农会组织、青年团员等)进行先进思想宣传、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把党员教育作为重要工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党内教育。
一开始,党内教育是通过党的小组,或因时因地举办工人夜校、自修学校等途径来实施的。1921年7月,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因为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1922年2月,党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教员多数由党员义务兼课。1922年,党积极参与创办上海大学,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多名党员任教,培养很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其时,上海大学实际上已成为我党在上海培养干部的重要高等学校。
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文件提出,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纲党章的宣传教育,加强党员对时事政治的讨论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了解,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集体主义人生观教育党员和群众,反对个人主义。1926年,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劳动学院,邓中夏任院长,刘少奇等担任教员。此外,国共合作时期,在党的领导下,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也为党内教育和革命力量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党员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教育培训,也得到了当时苏联等国际力量的支持。1925年,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下,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了邓小平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
党的性质宗旨和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初心使命,必须始终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但建党之初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其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客观上促进了革命形势的积极发展,党的影响得到扩大,党的队伍也因此得到发展壮大。但党员队伍的急速扩大,新党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正的了解。各种“左”倾、右倾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二,国共合作的形式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工作。这种在国民党内部合作的形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自主开展活动,影响了党的作用发挥,也使共产党面临可能忽视自身建设被国民党同化、进而丧失自己独立性和纯洁性的危险。其三,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时期,在实际工作中倚重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而共产党自身则片面执行共产国际的决策指示,出现了许多矛盾。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采取敌视、排挤、限制等方式。这些因素,使党认识到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加强自身建设的必要性。
早在1923年,刘少奇、任弼时等就在湖南安源开始了创办党校的探索。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根本目的,就是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工作,研讨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克服日益普遍的右倾思想,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会议决议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925年1月,党的四大进一步强调,“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对于主义的深刻认识之必要”。1925年9月,中央四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开办党校的问题,强调“各地党组织开办党校……确是一种重要工作”,并要求各地开办区委领导的高级党校和地委领导的普通党校。1926年2月,党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根据中央部署,各地开始进行了开办党校的探索。如北京地委、上海区委、广东区委、湘鄂两区委分别或合办了北京地委党校、上海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武昌高级党校。1926年,上海区委还开办了一所高级党校和一所初级党校。
这些党校分别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世界革命史、国际共运史等课程。中央则加强对各地党校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基本方针,规定了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明确了学员边学习边工作的原则,组织编写党校课本和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参考资料等。
地区性党校的创办及其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为中央层面上创办党校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驻地迁移到武汉。4月,党的五大决定在武汉创办中央党校,并在中央机构中新设“党校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的组织系统中第一次出现的新机构。
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举办党校成为苏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之一。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创办苏区中央局党校,任弼时任校长。1933年,中央局从上海转移到苏区,同年3月,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党校为基础,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在一年半时间里,举办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培训大约300多名干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停办。1935年11月,即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央党校在延安复校。1943年,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延安时期,中央关于党校教育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教学内容、班次设置、学员管理等基本形成,党校教育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已见雏形。中央党校也成为高中级干部的集结地,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大摇篮。之后,从河北平山县李家沟到香山碧云寺西跨院,再到由中央至省市县覆盖全国的党校系统,中国共产党重视党校教育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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